我们记得你

在槐花香飘满整个村庄的那年春天，村子里涌来了一群细皮嫩肉的男女小青年。

他们说话声音糯糯的软软的，可真好听。我们村子里的人，管这帮男女小青年们叫“上海佬”。

他们刚来的时候是吃派饭。就是生产队长安排他们在村子里挨家挨户的轮着吃。一天派饭排到我家，吃饭的时候，一个皮肤白皙、大眼睛扑闪扑闪地漂亮大姐姐对我妈妈说：“大姐，你女儿长得真好玩，卷卷的头发，大大的眼睛，高高的鼻梁，有点像美国佬呢！”

听见这话妈妈好高兴，妈妈一边用围裙擦着手，一边开心地笑。

正坐在门槛上吃饭的弟弟，跑过来拽拽我的衣角，然后又用衣袖擦了一下他那挂面似的鼻涕，悄悄地对我说：“姐姐、姐姐，电影上的美国佬都是大坏蛋，那个‘上海佬’她说你是美国佬呢！”

听见弟弟这样说，我好像想起来，是在电影里看过美国佬都是大坏蛋的事，我同意了弟弟的说法。当时,我生气地白了这个“上海佬”一眼，我真想不给她饭吃。

后来，这个漂亮的“上海佬”大姐姐成了我的启蒙老师。

她教我唱歌，教我跳舞，教我读课文。她发音不准，她总是把“人民”读成“能民”。

我和同学们总是笑话她，“能民”“能民”，可她一点也不生气。她喜欢温柔地对我们笑，她眉心宽宽的，下巴尖尖的，牙齿白白的，光洁的脸颊上还有两个酒窝窝，她笑得时候美的像朵水莲花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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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年级，二年级，还有三年级，我们都挤在一间教室里上课。我们的学校是座老庙改造的，课桌腿是土坯码起来的，桌面是由泥巴、稻草还有牛粪搅拌在一起糊起来的，桌面用的时间久了，冰冰凉凉的很光滑。

她第一天来上课，很稀奇，她问我们这桌面是什么木头做的，怎么颜色是这样的？

我们哈哈大笑，然后"叽叽喳喳"地抢着告诉她：“老师，这不是木头做的，这是泥巴和牛粪糊起来的。”

听见我们这样说，吓得她好多天都不敢用她那葱段似的手指碰桌面。后来时间久了，她也和我们一样，双手抱膝，坐在泥巴与牛粪糊成的桌面上，和我们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。

上课的时候，她最喜欢用手摸我们的头。我们都特别喜欢，特别渴望她用手摸着我们的头，因为她的手可香可香了。她那雪白温软的手掌里，溢出的香味像是栀子花的味道、像是茉莉的味道，又像是桂花的味道，真好闻。能让人心欢喜得，不知道世上还有没有比这更好闻的味道了。

下课的时候，她喜欢拉住我们，用她夹头发的丝卡给我们掏耳朵，每次都掏的我们“敢怒不敢言”。她的手很香也很软，可她给我们掏耳朵掏的真疼啊！

我们总喜欢在衣袖上擦鼻涕，我们的小脸总是糊的像个大花猫。她告诉我们一定要讲卫生，不能用衣袖擦鼻涕，小姑娘要用手绢擦鼻涕。

她送了我和青霞一人一块好看的花手绢，惹得班上的女伢子们好生嫉妒与羡慕。

她在课堂上说：“小辉和青霞成绩最好，考试总得一百分，如果你们也能考试一百分，我也送你们一块花手绢。”

快到“六一”了，她在班上挑选了五个小女伢。她教我们唱“绣金匾”，她给我们编舞，给我们拉手风琴。她和她的伙伴们教我们劈叉，教我们下腰；她给绣花用的花绷子里卡上一条条鲜艳的红丝巾。

“喂！你们五朵小花，过来。”排练的时候，她和她的伙伴们总是喜欢这样喊我们。我喜欢她们这样喊我们。

我好骄傲能被她选我当领舞。我们“五朵小花”手捧花绷子，一边舞蹈一边歌唱：正月里闹元宵，金匾绣开了……鲜艳的红丝巾随风飘舞，拂在我们稚嫩如花的脸庞上。

她说我们跳的真好看，她说山野里的孩子笑起来比阳光还明媚，比花儿更灿烂；她说乡下的孩子也聪明。

“阿梅，你看看这个小囡的眉眼长得跟你好相像。”她的伙伴们，叫着她的小名对她说。

她拉住我的手，用她那双黑亮的大眼睛盯住我仔细地看，看着、看着她笑了：“还真是像！”她用她香香的双手，捧住我脏脏的小脸揉了又揉。

“六一”到了，全公社的小学一起参加歌舞比赛，我们学校得了一等奖，我还得了一张奖状。大家都说，我们的老师是上海佬，上海佬会唱歌会跳舞还会给伢子们打扮，肯定会得一等奖。

因为，那个时候农村的小学老师都是种地的农民，还大部分是小学文化，根本不能和上海来的老师比。

我把奖状贴在斑驳的泥巴墙壁上，妈妈看着奖状开心地笑，爸爸比谁都高兴。

她来我家对爸爸说：“大哥，你家女儿苗子长得好，好好培养你家女儿读书，将来做个有出息的人。”

爸爸爽朗地笑：“会的，会的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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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夏天有点热，那天的知了，知了……知了……叫的好烦躁。

她说：“小辉，青霞，放学了你俩陪我去南涟湖里洗把澡。”

放学后，我和青霞乐颠乐颠地跟她后面跑。她用香皂给我们洗头发、给我们洗脸蛋、给我们洗身子。可她洗澡不肯脱衣服，湿漉漉的衣服贴在她曲线优美的身体上。她是大姑娘，她害羞。

“老师，你这个肥皂怎么这么香？”我摸着满头满身的肥皂沫不舍得洗掉。“妈妈平时都是用碱给我们洗头发。”

“碱不能洗头发的，等到过年回上海的时候我给你们带香皂。”她说。

快过年的时候，她和她的伙伴们穿上臃肿的绿色棉大衣，围上长长的红色纱围巾，他们要回上海去了。那里有她们的父母，有她们的亲人，有他们的家。

走的时候他们好高兴啊，她和她的伙伴们蹦蹦跳跳，说说笑笑一起步行上百里山路去城里搭车。

我和我的伙伴们，跟在她和她的伙伴后面追了好远好远，一直追到看不见人影了，我和我的伙伴们才下山。

“不知道郎老师还来不来我们村子了？”青霞眼圈红红地问我。

“会来的，我爸爸说她们是回上海过年，她们的家在那里。等过完年她们就回来了。”我答道。

“真的吗？”青霞很不放心地又问我。

“真的！”我肯定地回答。

青霞这才和我手拉手，我们一起唱着：”我是公社小社员啦，手拿小镰刀啊，身背小竹篮啊……然后蹦蹦跳跳地回家去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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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后，她和她的伙伴们从上海回来了。

我和青霞跑去她的宿舍看她。她穿了一件桃红色的紧身小棉袄。哇！她真好看呀！

我和青霞伸出我们乌龟爪子一样黑漆漆的小手，在她那光滑的衣袖上来回摩挲着，我们羡慕着，我们羡慕的都快流口水了。

“老师，你当新娘子了么？你怎么这么好看，还有这么好看的新衣裳？”我和青霞傻傻地问着她。

她和她的伙伴们笑地前仰后合。她的伙伴们问道：“新娘子都是和你们老师这样好看的吗？”

我们天真地点着头：“嗯！新娘子就是我们老师这个样子的！”

她笑着把我和青霞拉进她怀里，要她的伙伴们给我们分糖果。她真的给我和青霞一人带来一块一枝梅的香肥皂。

“呀！上海的糖果真甜呀！”我们把那花花绿绿的糖果纸剥开，伸出小舌头舔一舔，再把糖果包起来装进口袋里。

我说：“我把这个带回去给我弟弟吃。”

青霞说：“我留一点给我妹妹吃。”

我们看着她笑。可她看着我们时，眼睛里却有水雾漫出来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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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播里说，毛主席逝世了。她哭得很伤心。我们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哭？

她在黑板上贴了一张报纸，报纸上面有毛主席睡在那里，身上盖着五星红旗的照片，她要我们每个人看着报纸默哀三分钟，还要我们哭。

我不懂默哀是什么意思，我更哭不出来。我就蹙着眉头看着报纸，看着、看着我实在憋不住我笑出了声。结果被她敲了一教鞭，头上被她敲了好大好大一个包，真的好痛！

因为我在班上成绩好，她从未打过我，这是她第一次打我，也是仅有的一次打我，看着报纸我没哭出来，可我却被她打哭了。

我们头上都长虱子了，好痒好痒啊！她从开始的惊恐，到后来的习惯。

她用篦子给我们篦头发。我们都是长辫子，妈妈不舍得给我们剪掉长辫子，妈妈们用“六六粉”、用“煤油”给我们抹在头上毒虱子，可是每个人头上都有虱子，虱子会传染，毒死了旧虱子，过几天又会长出来新虱子。

忽然有一天我告诉妈妈：“妈妈，我们郎老师头上也长虱子了。”

妈妈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毛主席逝世了，天下人都在给他老人家戴孝呢！”

妈妈不识字，妈妈没文化，可是妈妈为什么要这样解释，我到现在还是不明白。

真的，之前我们头上是没长过虱子的，我们这里水资源丰富，我们这里不缺少水。我们常洗澡洗头。

毛主席逝世了，我们开始长虱子了，爸爸和村子里的人都觉得妈妈说得有道理！

广播里天天唱，打倒四人帮，人民喜洋洋。她教我们唱：打到四人帮，能民喜洋洋……

后来、后来知青返城，她就走了。从那一别后，我们便再也没见过面。她带了我们三年，她也喜欢了我们三年。而我们，却喜欢了她很多、很多年。

后来，再后来，我长得比她那个时候还要大很多了，我去了上海。第一次去上海我好激动啊，上海可真大啊，大的让我分不清东南西北。我去了外滩，去了南京路，去了徐家汇，去了野生动物园、还去了……

再再后来，我去了上海很多次。每次去上海我都会想：我能不能在上海遇见她呢？如果真的遇见了，我还能认出她来么？她还能认出我来么？

记得那个时候，她的伙伴们都说我长得像她。我想，要是我在上海的某条马路上，遇见一个长相和我差不多的大姐姐，我一定会问问她是不是我的郎老师？

可是，上海那么大，我终究是没有能够遇见她。

岁月匆匆，往事如烟。转眼间，三十多年过去了。不知道我亲爱的老师，你现在哪里，你现在过的好么？

前几天，也就是在这个香气馥郁的春天，我和青霞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，再次聊到了你。如果我们记得没错的话，老师你应该正好比我们大十岁。

我可爱可亲的郎老师，我们都还记挂着你。

不知你，是否还记得我们？